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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哲人老成 维德之基
    ——向父亲胡正谒道一声平安
  • 作者:胡 平摄影:点击数:发布时间:2014年12月30日字体: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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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父亲,1996年11月9日下午2时42分,你老人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……将你送走了之后,在茫茫的夜色里,我回到了再也不会见到你身影的家,和弟妹们一起,在你住了十四年的书房兼卧室,布置起一个灵堂,以寄托我们的不尽哀思。 

    我这一生,迄今为止,从未经历过丧事。母亲虽然在我少年时便离去了,但她是在被单位草草掩埋后,我才随你赶到的,更不曾写过挽联。父亲,看着弟弟刚挂上墙的你的遗照,这时,一幅挽联,哪管什么平仄的规则,如瀑布一样地从我心胸中泻下,大妹夫当即为我写在了白纸上—— 

    半世坎坷指问苍天天心自鉴;

    一生刚正清风满袖袖下桃李

    横批是:此去平安 

    父亲,你是1917年10月28日出生的。我们的老家,是离省城不到20公里的新建县一个叫田铺的村子(现在已划归南昌市)。祖父叫胡须志,号晓晴,大概是个清末的秀才,民国早年在外地做过三个月的县长,任上正遇“匪患”,一次躲在蓬草里,看见土匪杀人如麻,血污河水,腥得本来就腥的鱼虾,嗖嗖地蹦起来透气。他也蹦回了老家,从此居家不出,以教私塾为业。你6岁上就跟着他念起了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。他在给你发蒙和最初的经典式儒家教育的同时,自然也要求你循规蹈矩,发愤功名,日后光大家族门楣。 

    祖父大概先为你感到失望:进省立南昌一中读初一,学生饭堂里打出来的饭菜粗糙得像是牛马食,一天开膳时,高中的学生敲起了饭碗,你也用勺子在搪瓷碗上乓乓地敲起来。学校的训导主任突然进了饭堂,不过几十秒钟,所有的学生都不敲了,唯有你还敲得兴致盎然。当然是像一台失灵了的收音机,没有能够接受到那乌云压城似的目光……接着就是寒假,一纸报告单到了祖父手里,称你“性情乖僻,行为浪漫”,决定予以除名。你被祖父一顿恶打;祖母和你两个哥哥谁也不敢上去相劝,直打得你爬不起来,而祖父也大病一场。 

    开学,你又进了南昌市里的私立心远中学,重上初一,一念六年。这期间,你爱办壁报,以“诣之”为笔名,写了一些触及时弊的文章,当了两年学生会主席。1935年,北平的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爆发后,你也在校内策应,组织心远同学上街游行声援。其时,因“剿共”事宜,南昌已被蒋介石视为政治重镇,他曾召集全市中学生到青年宫训话:国运多蹇,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步田地,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青年人不好好读书,要跟在共产党后面搅乱民众,反对政府…… 

    1936年夏天,你第一次走出江西,去上海考大学。先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考场,头一场考的是数学,你感觉沪赣两地使用的代数教材不一样,考试内容偏深。偏偏坐位又靠着窗子,阳光裹得你一片溽热,头昏眼花之中,你不作打拼的指望了,退出了上海交大的考试,转进了北京大学的考场。由理工科转去了文科,你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,真是“行为浪漫”得可以。可这一年,北大法律系只招十三人,全国有一千多人报考,你却被录取了。 

    祖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,总算放下了一半。在早已废除了科举的民国,家里从此有了一个在堂堂国立大学的读书人了!祖父为自己智力投资的成功而脸上一片喜色,他早就认定在三个儿子里,唯有你这个老三是可造之材,他长期免除你在家中的一切劳务,在衣食方面也颇受优待。祖父祖母,和留在村里管家务农的大伯一起,村里村外四处筹措你在北大的学费和个人费用的一千多元现洋…… 

    我想,在你离家前的那天晚上,一辈子省俭、清苦的祖母和你的长兄,仍在火苗如豆的油灯下转动着两张黧黑的脸,看看屋里还有什么东西,能添进你的行囊,以备不时之虞;琢磨在哪里再缝一个口袋,或扎一个小包,让你随身携带的钱财能够稳稳当当。而祖父,可能鸡呜五更了,他也睡不下去,用后来的行话来说,他仍喋喋不休地在你身上“打下剥削阶级的烙印”。可他到临死,也不知道自己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是否放了下来。 

    次年,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、天津,你在未名湖畔的天光云影里只呆了一年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校,经长沙迁到昆明,组成了西南联大。不久南昌也沦陷了,祖父携家人逃难到了吉安。一路上蓬头垢面,鹑衣百结,体弱多病又生性胆小的祖父,半累半惊,遽然而去……。 

    1940年8月,北大毕业后,你被留校当助教。1943年8月,你应聘为广西大学法律系讲师。次年9月,湘桂战局吃紧,该校宣布紧急疏散,你又返回昆明,在天祥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。此校是以江西同乡会的名义办的私立学校。抗战以来,百业凋敝,物价飞涨,教员们的工资也入不敷出,如著名教授闻一多,都得去街上摆个摊子,为人刻印章,聊补家用。父亲,你此时虽是孤家寡人一个,手头也时感拮据,最困难时,不得不变卖了在北平购置的过冬大衣。而西南联大里的许多学生,因关山迢迢,烽烟阻隔,早与家人失去了联系,生活上陷于无着的境地。 

    有鉴于此,西南联大里一批江西籍的青年走到了一起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希望通过办学来解决一部分师生的生活出路。此时正逢日寇西侵,国仇又添家破,这所学校被取名为“天祥”,用以纪念并光大一位流传青史的赣人、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。 

    这是一所在抗战教育史、也许还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很有特色的学校。国家不幸,民族不幸,偏远的红土高原却幸甚,昆明街头,一时间教授如云,学者如雨,个个含英咀华,人人握灵蛇之珠。连天祥中学的师资,也基本上由一色的西南联大师生充任——    

    昆明天祥中学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中学,因为她的师资阵容强大,没有一所中学能够和她相比。教国文的,有(后来任)全国六届人大代表、江西大学法律系主任胡正谒教授,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冯宝麟教授。教文史的,有(后来任)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,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程应谬教授,在1933年教过杨振宁中国古代历史课的丁则良教授(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1993年8月4日转载了杨振宁的话说:“丁老师课讲得很活,开拓了我的视野,对我以后的科学研究很有益,至今我记忆犹新,我非常感谢他),(后来)以写《闻一多传》《吴晗传》闻名全国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许寿谔教授(后改名许师谦),(后来)曾任辽宁省委秘书长的才子李晓(后改名李曦沐)。教地理的,有(后来是)中国科学院池际尚院士,有北京矿业学院地质系主任邓海泉教授,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院导师王大纯教授。教物理的,有(后来任)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、为发展中国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朱光亚院士,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主任黄有莘教授,中国空军气象研究所副所长谢光道教授。教化学的,有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、国际能源学会副会长朱亚杰院士,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、南开大学元素研究所所长申文泮教授。教数学的,有(后来)国际驰名的数理逻辑学家、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王浩教授,《人民日报》誉为‘全国模范教授’、大庆石油学院的曾慕蠡教授,西南联大工学院的状元、云南大学数学系张燮教授,中国科学院严志达院士等。教英文的,则有我这个(后来)把中国古典文学五大名著译成英、法韵文,又把世界文学十大名著译成中文的北京大学教授。这样(基础)雄厚的师资力量,如果要办一个大学,也是国际第一流的;只办中学,自然是‘天下第一’了!

    ——许渊冲:《追忆逝水年华》,三联书店1996年版 

    这是当今的赣人,又尤其是赣文化人很值得思忖的一个文化现象——五十多年以前,走出了故土层峦叠嶂的几十位青年人,团结而又各司所长,执著如牛而又热情似火,以“看滇池金波荡漾,西山白云苍苍”为胸襟,以“愿后生有为,先贤勋业共辉煌”(《天祥校歌》)为己任,硬是从昆明南城脚下原本破烂不堪的“江西会馆”开始,办出了一所堪称抗战时期国内教学水准首屈一指的中学,有数字为证:1946年,南京政府教育部举办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,在全国七年来大学毕业的精英几乎都参加了的这次考试中,总共十五块金牌获得者里,有十人是清华或西南联大毕业生,而在这之中,又有四人是天祥的师生。

    当时,大后方不少军政要员的孩子,都以进天祥中学为荣,诸如国民学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公子便在此就读……。新中国成立后,天祥中学更名为昆明第十一中学,直到今天,听说其优良学风和较高的高考录取率,在市民中仍有口皆碑。

    这几十位青年赣人,在异乡弘扬了赣地绵厚的办学重教传统,更标识了一种既无半点自傲又无丝毫自卑、既包容四方又吐纳本我的自由心态。

    今天的赣人,尤其是赣文化人,有没有这样一种大气似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心态呢?说实在话,直到今天为止,开起有关振兴赣文化的会上,总是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们,自然包括鄙人在内,在异质文化的冲撞与同构中,尚没有拿出一个足以让赣人充满自豪感、让赣地增强凝聚力的文化工程。虽然也有人走去了外地,他们之中不乏优秀人才,但他们的离去在某种程度上,只反映着赣文化的流失。据我在海南、广东等地的了解,在异地的他们也少有来往,正如有人形容的,彼此的关系像刺猬,不能靠得太近,靠得太近了,就会相互伤害……

    父亲,知子莫若父,祖父对你的担心不无道理—

    在天祥中学时,你给学生上的是国文课,却在课堂上讲起了马克思、唯物论和辩证法,这点是你的“业余爱好”,曾读了这方面的不少书籍。你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,而科学就应该在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学生们没有谁去告密,他们听得眼里天高地阔,胸中星驶云奔,但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毛的青年人,一旦兴奋起来,总有讲漏嘴的时候。

    特务机关嗅到了什么,他们来到天祥中学,校长邓衍林赶紧出来接待,他是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的,办教育很有一套,把西南联大的优良学风推广来了天祥,且有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兼蓄包容、爱护人才之风范。特务们咬定:胡正谒敢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宣扬“共匪”革命之理论,必是共党分子无疑——!

    邓衍林笑道:“胡正谒这个人我了解,不过就是一张嘴喜欢夸夸其谈,共产党哪会要他?他们要搞什么活动,可是鱼不惊,水不跳……”

    凭着天祥中学在昆明的广泛影响,邓校长常常周旋于达官要人们中间。他的话,即便是笑着说,可还是让特务们感到了一定的分量。你才得以有惊无险地离开昆明,并于1946年应聘由云南迁回东北的东北大学法律系。次年8月,你被晋升为副教授,这时你只有28岁。

    1996年8月,从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不久的何永龄教授,来到南昌看望你。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南昌一中度过的,嗣后,他在《南昌一中老校友通讯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敬访老校友胡正谒》的文章,文章的落款是10月16日,远在厦门的他,决没有料到,此时你已经因为摔跤而左股骨错位,先送医院又回家中,卧床不起已近一个月了……文章中提到:

    “胡老师原在东北大学任教,1947年才转厦大任教。胡老师为我们开的课为法理学,1948年后也开过刑法课。胡老师学识渊博,他是老北大,当时北大刑法名教授蔡枢衡对胡老师十分爱惜,胡老师又是蔡教授的得意门生……胡老师给我们上课,讲法理学,首先是讲时代背景,再论述每位法学家的法学思想,其中均首先讲清每位法学家的哲学思想、政治思想,对每位法学家思想均是以历史唯物观点,作出精辟的分析和评价其在法理学中的地位。我在学习中初步领会马克思主义,是由此开始的……胡老师在中国法学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文法学的先驱之一,我们做学生的,受益良多,法学成为科学,什么才是法学,我才有所了解……我们受到他的教诲极深,胡老师在厦大时,厦大地下党同志也十分尊重他,我也常去送进步的书刊或报纸给胡老师看,如送毛主席著作 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小册子,胡老师也非常认真地阅读,在那时,有这样的老师是极其难得的。”

    父亲,由此看来,热爱祖国,拥戴真理,热忱新思想的传播,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及腐败政治,在你是一贯的,而这确有可能让你毅然走向当时社会的反面……

    可是,你万万不会想到,你会在1957被错划成“右派”。    

    大约是1961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傍晚,已下放在进贤县一个养殖场监督劳动近三年的你,进了县城民和小学,来看望在此住读的三个弟妹。刚刚看了《青春之歌》的大妹妹问你:

    “这长篇小说里写的,不就是你们这代人的事情?当时,共产党在大学里的活动,是不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如火如荼?”

    你说:“书中写的时间要比我进北大早上一两年, 进去一年后我们就南下了。在我的印象里,党的活动是很隐蔽的。”

    你还讲起了在天祥中学时,该校创办人之一的熊德基,就是当时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。熊德基离校后,许师谦、李曦沐、朱光亚等先生又先后来天祥教书,同时从事革命活动。但在你的记忆里,熟悉他们的师生朋友,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晓他们是中共党员的……

    大妹妹又问:“那时,你干吗不参加共产党呢?”她的潜台词多半是,倘若那时你加入了共产党,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早就像熊德基一样进了北京城,不说要在哪个部门里当个官,起码政治上进了保险箱,那我们几个孩子,眼下就不用去害怕天天晚上旁若无人地在床上叽叽嘎嘎穿梭的老鼠。其时正是“天灾人祸”时期,老鼠们也跟着倒霉,处处窥探,处处落空,最后竟盯上了唯一住校的几个弟妹的脚皮,早上起来,脚背、脚板上总是斑斑血痕……

    大妹是天真的,倘若那时你真加入了共产党,命运有了一番新的书写方式,眼下腹空如洗的老鼠们,自然再也咬不到三个孩子的脚皮,可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没有我们了。像是自嘲,又像是有几分认真,你告诉她:

    “我怕死,如果我不怕死的话,我早就到延安了……”

    父亲,尽管你曾让祖父忐忑不安。但你的血脉里多少流动着他老人家的性格因子,他是个生性胆小的人,而要干革命,无疑得要胆大。或许这是你未能投奔延安,而以教职为业的一个原因,但却不是主要的原因。

    我想在学术和政治之中,你是历来看重前者的。当政治结合到了社会实践之中,你敢于在政治上发表意见,推崇光明,鞭挞黑暗,可这对你而言,与其说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,不如说是一个是非判断问题。其实,你是不懂政治的,又尤其是中国的政治,这一点在日后的“反右”运动中已得到了证明。

    在教授、学者和文韬武略的革命者之中,你是有志于前者的。你没有解民族于倒悬、救百姓于水火的宏大气魄与志向,这意味着纵横捭阖、雷奔火突,金戈铁马,血涌成河;你向往的,只是书斋里的扁舟独钓,静水深流,讲台边的独步风香,嘘气如兰,既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,又有几分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味道,既能化袖下桃李为民族复兴之栋梁,又能让自己著书立说,大雁留声于文化史、学术史的无垠长空,这里,给你的人生予里程碑式的影响的一个人,便是前面何永龄先生已经提到的蔡枢衡了。

    蔡先生也是江西人,生于1904年。在国内没有读过大学,15岁时东渡日本,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及该校研究生院、东京帝大法律系及该校研究生院。在日本14年间,他博览群书,苦心钻研,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刑法学体系打下了基础。1933年学成回国,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。

    既有乡情,又有师生之谊,耳濡目染之下,你对蔡先生言之有据、论之有理、将建立体系视为概念推演系统的治学方法,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同时,他刻苦攻读,垒城于笔墨之间,不过而立之年已是国内刑法学界的泰斗,享有广泛的声誉之外,也享有颇为优裕的生活,在抗战前的1936年,蔡先生的教授月工资是400元现洋,而当时的米价是6元便能够买上150斤,对此,你也一定投之以仰慕。

    父亲,你显然打定了主意,朝着自己的理想之巅,加快走去。在那个年代的北大,唯有晋升或自然减员空出了一个讲师名额,你这个助教才有希望晋升为讲师,其他大学大体亦如此。于是,我发现你在八年里,先后接受了四所大学的聘书,流动的结果是,由一个小小的助教,晋升为了副教授。无疑,你抓住了每一个机会,又珍惜着每个机会。你是凡人,有着凡人都有的功名心,却不为它所缚而目光短浅,在每一所学校,每一批弟子面前,大约都如何永龄教授在前文里提到的——

    胡老师治学严谨,论述理论,剖视理论,极其细致,尤其是引导学生思考,弘发性教学,更是一种思辨过程的分析……胡老师不仅在教学和科研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,而且做人做事从来都是老老实实,心中只有人民……

    父亲,作为你的弟子,我恐何先生多有溢美之词,心中是否“只有人民”,我不敢说。我敢说的只是,在你的心中,师长和党总是高山仰止,这绝对是一个事实。

    1949年,蔡枢衡先生在做着北京大学的教授之外,又应聘为设在南昌的国立中正大学的教授,还担任了该校的校务委员会主席。他金牌几道,风风火火,要你回江西。其时,你已在厦门大学法律系任教一年半,且娶妻生子,在有了不抱便涕泗滂沱、一双小腿“咚咚”地敲着床板、故取小名为“东东”的我之后,大妹又在母亲的肚子里签了到。厦大,濒海靠山,海平如镜,山势秀蔚,或落日熔金,环山幽翠,或涛洗明月,清光无极。无论是做学问,还是居家过日子,这里都是一个好地方。母亲不愿来江西,你也犹豫着,最后,蔡先生讲了一句话:

    “胡正谒,如果你不来中正大学教书,那么从今往后,你就不要叫我是你的老师,我蔡某人也没有你这个学生!”

    因此,你赶紧携妇牵雏,回了南昌。这时离南昌的解放,只差两个月。  

    父亲,你对党更无二话。

    新中国成立后,大约除了北京大学等一两所高校还保留着法律系,作为橱窗好接待外国有关人士,使得“法律”这个词,没有像恐龙一样在中国绝迹,其他学校的法律系都撤销了,道理很简单——

    列宁讲,什么是国家?国家就是军队、法庭,就是监狱、警察。按列宁的论断来理解,政法工作就是国家的刀把子。旧法学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而法律的本质就是阶级压迫阶级。旧法学讲诉讼程序,工人、农民哪懂什么程序,这显然是刁难老百姓。旧法学鼓吹在法庭未判决之前,对罪犯应该实行无罪推定,这又是资产阶级标榜“人权”的虚伪把戏。在无产阶级看来,既然已是被告,便确定无疑地成了罪犯,对他们不实行有罪推定,罪犯是获得了“人权”,可人民群众的“人权”却被剥夺了……一句话,这些旧法学理论必须抛弃,旧司法人员必须审查,该调离的,立即调离。

    一位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司法部工作的老人告诉我,在经过“大扫除”后的北京司法界,少数能留下来的旧司法人员只是往昔的雪泥鸿爪,而大量涌进来的,则是一批血气方刚、摩拳擦掌的工人和店员,他们是在“三反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……

    你肯定为自己的经历感到庆幸。新中国成立前,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,一直在大学里教书,既未做过法院的法官,也没有挂牌去当一名律师。否则,一解放,不给戴上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,也麻烦多多。我听说,在北京大学,新中国成立前做过北大法学院院长的一位教授,因为历史上与国民党有点瓜葛,在思想改造运动里整了又整,就是不让他过关,他绝望地说,你们不要再给我说什么思想改造了,就算我顽固不化,为国民党殉葬了吧!据说,毛泽东也知道了此事,劝阻道:不要再搞了,再搞就过了!在西南政法学院,一位在国民党法院里做过推事官的教授,更是过不了关,回“人间”无望后,买了一张去“地狱”的船票,在长江的客轮上跳下沉江了……

    庆幸之外,站在自己被埋葬了的专业的尸骸上,你一定摆出了一副枯木逢春的样子。你将昔日的“业余爱好”铺排于阳光之下,从中抽拂出那么多绿意茸茸的枝条——《社会发展史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中国革命史》、《马列主义基础》、《马克思主义哲学》……你担任的课程,一年一变,甚至一学期一变。组织上显然注意到了你的清白历史,也满意于你总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子,当中正大学改名为南昌大学时,你被委以全校政治课的负责人,1952年南昌大学又改制为江西师范学院,你担任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,而且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第一次评定职称里,你便升为正教授。

    父亲,1957年前的那七年,是你这一生最忙碌的日子。自己坚持上课,任课时数还是教研室里较多的一个。又花大量精力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,你要求他们在上课前将写好的讲稿送来审阅,在作了认真的修改后,还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改。接着,组织他们先在组内进行试讲……你还经常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,为党报撰写宣传唯物主义、批判唯心主义的文章,去省委机关、其他院校、大型企业等地方,作专题讲座或辅导报告。

    大约是膨胀了一种有德必报的情感,你几乎忽略了天伦的情感。你长期不住在家里,在院单身宿舍里有一书房,房里搭了一张床。吃饭也多不回家,得保姆给你送去。孩子们很少见到你,在我的记忆里,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经常看到你,那便是做作业马虎了事,错误多得不忍卒读,母亲便会“大义灭亲”,将我送去你的房里,在你书桌对面的一张矮桌边坐下,神思一旦走马,便会触到你那威严的目光……为工作、为别人大把大把地挥霍着时光,胃痛发作起来,额头上沁出的冷汗犹如一条条蚯蚓在窜动,也舍不得在11点钟以前上床休息;你对自己的孩子却十分吝惜,没有带我们去过一次公园,看过一场电影,或者参加过一回家长会。甚至想要亲昵、娇憨你一会儿,以便能从长年置于你床头的一个点心盒里,混来一块桃酥或是一块在那个时代令人垂涎不止的萨其马,也很不容易。  

    现在想起来,那时我看你沉醉于书房“王国”的感觉,大概有点像前些年的越南难民,飘浮在海面上打量一个富甲亚洲而又冷漠的香港。父亲,你忽略的不仅仅是我们五个孩子。

    其实,你在根本上忽略了自己命运中冥冥里确实存在的玄机……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    (胡平,南昌大学中文系研究员)

     

    【编者附记:胡正谒教授,江西大学法律系主要创始人,追求真理,宣传马列,半生坎坷。从其长子,南昌大学现代文学研究所胡平研究员1997年以书信形式写的这篇悼念文章中,可以看到胡正谒教授历经风霜,两袖清风,却始终热爱祖国,心系学生的一生。】



  • 责任编辑:范若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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